股票上杠杆资金 周恩来乘车过马路时，绿灯秒变红灯，交警走来：刘少奇主席找您_中南海_中共中央_专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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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的那辆红旗轿车停在路口等待过马路。交通信号灯刚刚由红转绿，司机便迅速发动汽车，缓缓驶出路口。可是，车子才刚刚启动没多久，交通灯却突然又变回了红色，司机急忙踩下刹车，车子嘎然而止……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名交警匆匆跑过来，恭敬地向周总理行礼，转告说刘少奇主席刚刚打来紧急通知，要求周总理立即返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。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周总理刚刚离开中南海，刘少奇主席便通过中南海电信局的话务员，第一时间传达了召集周总理的紧急会议通知。那个年代通讯条件远不如现代发达，没有手机的便利，每个领导人的行踪信息都需要层层确认，因此，中南海电信局的话务员们绞尽脑汁，千方百计确保通知能够第一时间送达周总理。

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后，北京电信局（今北京联通）正式由北平军管会接管。在解放前，北平电信局主要业务涵盖市话、长途电话、电报和无线通信，共有用户22451户。然而，解放前夕，随着解放军包围北平，郊区许多电信设备遭到炮火破坏，原本拥有52路电报线路和67路长途线路的网络系统急剧缩水，对外长途线路仅剩16路，北平与外地的联系不得不依赖无线电传输。

北平军管会接管电信局后，既要稳定社会秩序，又要抓紧恢复通信网络。为配合即将进驻北平的中共中央工作，必须迅速完善中央专用通信设备。于是，专门建立了一个为中央机关服务的电话专用局。

1949年3月初，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，党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迁至北京。为保障中央通信顺畅，北平军管会明确指示：必须在中央机关进京之前，完成电话专用局的建设。

考虑到中央机关临时设址香山附近，电话专用局选址于香山慈幼院理化馆，定名为“香山专用局”。从中央决定迁址，到3月23日香山专用局竣工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北京电信局和军委三局电话队组成的装机建设队伍夜以继日，加班加点，仅用了短短13天就完成了任务，确保党中央通信保障无忧。

3月25日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抵达北平，入住香山。周总理亲自到香山专用局视察时，发现自动拨号电话不太适合中央首长使用，建议改为人工电话转接。北京电信局负责人立即行动，仅用一天时间就将系统改装完毕。周总理对他们高效的办事能力非常满意。

香山专用局建成后，虽然只为党中央服务了不到四个月，随着中南海专用局的启用，其专用职责也随之终止。1949年6月，周总理搬进中南海办公，北平电信局为保障他与香山的通信顺畅，特意在中南海安装了BD9640人工磁石交换机。

随着中央工作逐步向中南海转移，中央正筹备即将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为确保通信的安全和效率，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南海专用局，仍由北平电信局与中央军委三局电话队共同承担筹建任务。

中南海专用局建成后，党中央于1949年7月全部迁入中南海。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人员也随之进入中南海，专用局的办公地点设在一座小院落中的平房里。

1952年7月，中南海专用局搬入新建的三层楼大楼。这座建筑采用灰砖绿瓦，红色山墙上镶嵌着金黄色的五角星，整体风格与中南海其他建筑和谐统一，气派而庄重。看到这幢崭新又漂亮的大楼和先进设备，工作人员们都激动不已。

当时专用局负责人彭润田回忆，大家纷纷提议能否请毛主席题字装饰大楼。彭润田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便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提出。叶子龙问他准备让主席题什么字，彭润田一时也没有头绪。

叶子龙建议：“不如让主席随意题写吧。”彭润田欣然同意。约一周后，叶子龙带来了毛主席亲笔的题词——“中南海电讯局”几个字，笔力苍劲。彭润田读了几遍，觉得其中“讯”字改为“信”更合适。

叶子龙也赞同，去找主席重新书写。几天后，毛主席题写的“中南海电信局”被送到专用局，这也标志着中南海电信局的正式成立。来自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人员成为首批中南海话务员，正式开启了为中央领导人服务的话务工作。

能够成为中南海话务员，为中央领导人提供通信保障，是一件无比荣耀和幸福的事情。初次在交换台上听到毛主席、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声音时，话务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情绪难以自控。

平复心情后，她们迅速意识到肩负的重大责任——通过她们转接的每一个电话，都是中央领导人发出的重要指令，关乎新中国的命运与发展。

不过，这些从北京长大的姑娘们还遇到了极大难题：中央领导人们各地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方言，令她们一开始无法准确听懂。

比如，有一次毛主席电话中请刘少奇同志接听，话务员因听不懂他浓重的湖南话一时间愣住。毛主席察觉后，便放慢语速，再次清晰重复。自此，话务员们开始刻苦学习中央领导人的各地方言，努力提升语言理解能力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奋训练，她们不仅掌握了首长们的方言，还了解了每位领导人的个性和习惯，通话时根据电话距离的远近，合理调整铃声的轻重和长短，做到精准服务。

此外，每位话务员还练就了过硬的记忆力，脑中储存着数以千计的电话号码。只要报出姓名，她们便能迅速找到号码，敏捷接通电话。

如果你想找某人，却不知其电话，话务员也能凭借丰富经验和人脉，千方百计帮你找到，绝不让你失望。周总理就曾亲身体验过这样周到的服务。

一天，周总理离开中南海前往西郊办事，红旗车驶向北京动物园附近。车子在路口遇到红灯，等待中。几分钟后绿灯亮起，司机立刻起步。

然而，车刚启动，绿灯又突然变红，司机紧急刹车，幸亏速度不快，周总理在座位上只是轻微晃动，无大碍。

交通灯明明刚绿灯放行，为何瞬间变红？周总理和司机感到疑惑。这时，一名交通警察赶来，向周总理敬礼，并转述中南海电信局话务员紧急通知——刘少奇主席有急事找周总理，需速回中南海开会。

周总理立即指示司机调头返回。这在那个没有手机，通讯手段有限的年代，话务员们是如何准确定位周总理的位置，成功传达紧急消息的呢？

原来，周总理刚离开中南海时，话务员便接到刘少奇电话，要求紧急通知周总理参加会议。由于中央领导人的行程保密，且周总理当天有多个行程，且无手机或呼机设备，短时间内找到他极为困难。

话务员们没有放弃，而是通过多方打听，将线索拼凑，推测周总理的行程路线和时间，最后断定他正前往西郊，接近动物园附近。

她们果断拨打动物园附近交警岗楼电话，请求协助临时改变交通信号灯，确保周总理车辆能及时停下接到通知。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
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。比如90年代时，一位中央领导紧急找田纪云副总理，话务员打通他的办公室电话，响了半天无人接听，又辗转打到住处和值班室，仍不见踪影。

话务员们没有气馁，冷静分析。了解到田副总理主管农业事务，她们逐一联系与农业相关的大型会议和活动，终于在一场农副产品展销会上找到了田副总理。

面对突发状况，话务员们展现了极强的应变能力和专业素养，赢得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和信任。

周总理多次称赞她们：“我们电信局这些女同志本事大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女士能比得上她们。”连一贯严肃的刘少奇主席在视察时，也笑称她们是中南海不可缺少的“电话秘书”。

随着时代进步，通信设备不断升级，中南海的话务员也换了好几批，但电话人工转接这一传统方式始终未变。在全国普遍使用程控电话的时代，中南海依旧坚持使用已经淘汰的步进制和纵横制交换机。

这是因为如果取消人工转接，许多电话可能会直接打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，严重影响工作秩序。中南海话务员在幕后默默坚守，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奉献，她们的付出与贡献，将永远铭记于人民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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